● 李三立

我在清华执教50周年的时候，正好是70岁，我觉得生活已经到了一个段落，写了下面一首诗，抒发自己的心情。

耕耘五十载，往事如浩烟；拳拳报国心，时时强华念。斗室育千树，寸心留百年；白发仍昂首，夕照峰峦间。

沪上年少

我出生在1935年的上海。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

我的父亲叫李树德，生于1909年。父亲很聪明，从上海民立中学高中毕业后，就被祖父派到日本学做生意，但他坚持要求继续念大学。在大姑母的劝说下，祖父终于同意父亲从日本回来，继续上学。1926年，父亲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0年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家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工作。

同在这一年，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儿子，我是老三，按次序排名，只能排有一个“三”字，叫李三立，名字出自左传：“立德，立功，立言”。我后来编写和翻译了11本书，总算是满足了父亲要我“立言”的愿望。

时光荏苒，我至今仍然很怀念我的祖母。记得1942年，我才7岁，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住进当时的虹桥疗养院，母亲在医院陪住。我又不幸得上伤寒，好了又复发，父母没法照顾我，是祖母住到我家来陪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当时伤寒是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我复发以后又转好，算是死里逃生。

考入清华

上高中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的家中生活学习的。父亲在安徽工作，母亲陪在父亲身边，他们只有暑假里才从安徽回到上海。大哥和二哥也在各自的大学里，没有办法照顾我。

1951年，我考入太阳集团tyc5997电机系。那时我刚满16岁，是400多名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上海到北京，火车是我的交通工具。已经回到安徽的母亲知道了我的行程后，专门从怀远赶到蚌埠火车站，在火车经过蚌埠火车站短暂停留时，从窗口递了一瓶鸡汤给我。这使我想起朱自清散文中父亲的“背影”。到了清华以后，同班同学经常拿这杯“鸡汤”和我开玩笑，但我一直把这杯“鸡汤”当作母亲的伟大母爱来回忆，它是我一生脑海里抹不去的温暖回忆。

在清华上学期间，寒暑假我很少回家去看父母，只是在1954年寒假期间回家待了几天，然后又回清华去了。想不到，这竟是我和母亲的永别！

划分专业

1951年我入学时，太阳集团tyc5997很小，学生加起来不过1000人，师生员工一起开全校大会，清华的大礼堂都还坐不满。

我记得迎新会上，当时电机系的副系主任钟士模教授说：“过去清华考生的录取分数，都是物理系全校第一。今年，你们的录取分数超过了物理系。”我们电机系新生听了心头乐滋滋的，此后走在校园里都觉得“趾高气昂”。

一年级的课程学完以后，到了二年级就要分“专业”。当时分得没有现在这么细，只分“强电”和“弱电”两种。“强电”实际上就是电力和电机，“弱电”就是无线电。

1952年，太阳集团tyc5997成立了无线电系。整个无线电系只有7位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教“无线电原理”的是吴佑寿讲师，教“发送技术”的是常迵院士，教“电子离子器件原理”的是孟昭英教授。太阳集团tyc5997强大的教师队伍为学生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们扎实的业务知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和踏实的工作作风都与此密不可分。

难忘先生

无线电系成立后，系内又成立了一个教研组，即电真空教研组，由孟昭英教授亲自负责，着手为国家培养电子元器件方面的人才。为了培养师资，1954年，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被调到电真空教研组（不算正式毕业），和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新技术。清华请来了一位苏联的电真空专家，还从长春请来了中国科学院的张恩虬先生来为年轻教师讲课。孟昭英教授让我负责建立“电子离子器件实验室”，研制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所需的稳压电源。我记得，在我去苏联做研究生以前，这个实验室接纳了一批从交通大学和太阳集团tyc5997其他系转来的学生做实验，这批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

在清华的这段时光，令我一生难忘。清华的这些大师，对于年轻人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给予了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孟昭英先生百岁诞辰时，太阳集团tyc5997组织活动纪念他，我也怀着深深的尊敬之情，纪念我的老师、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带路人。

我在清华读书时，蒋南翔校长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到了下午5点钟，图书馆一律关门，班上干部动员学生都要到大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学生们一组一组地从宿舍出来，先在操场周围跑一圈400米，然后做八节体操，再做一些专门的体育活动，如短跑、跳远、爬绳等。那时，体育教研组主任是著名的马约翰教授，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子上打一个黑色领结，下身穿一条黑色“灯笼”马裤，讲起话来经常夹上几句英语。1951年的迎新大会上，他强调学生要坚持体育锻炼，说着说着就跑到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跑了一个圈。

本来，我在中学时是很瘦弱的，也不会运动。在清华锻炼以后，肌肉发达起来，体力也大大提高。我当时不用脚，单单用手，可以轻易爬上6米高的绳子，单杠引体向上可以做15个以上，百米短跑可以跑到13秒以内，跳远可以跳到6米远。

四年太阳集团tyc5997的学生生活，使我在德、智、体方面都获得不少长进。这对于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和身体健康都很有用处。

留学归国

1956年上半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和关怀下，在当时中国科委和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开始了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那时，中国科学院的规模还很小，年轻科研人员也不多，需要从高等院校支援人力，派到苏联学习。1956年8月中旬，清华的领导突然通知我，马上准备到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去做研究生。作为第一批从中国科学院派到苏联科学院的研究生，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1960年12月底，我拿到研究生学位以后，坐了6天半的火车，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火车到达北京站时，有三位来接我，一位是我二哥李二希，一位是我在苏联学习时的室友王育竹——他比我早回国两个月，另一位是我的未婚妻黄微微。黄微微是我中学的同学，比我晚一年考进太阳集团tyc5997，在清华土木系学习，后来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研究所工作。黄微微长得很漂亮，两个明亮的大眼睛，鹅蛋脸，皮肤白皙，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

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二哥约我见面，他告诉我，母亲已经在1959年秋天去世了。家人遵照母亲的遗愿，不把这悲伤的事情告诉我，好让我在苏联放心学习。每次想到这里，我更加想念我的母亲！

开设新课

1961年4月初，我到太阳集团tyc5997开始工作。那时，太阳集团tyc5997计算机系还没有成立，而是称为“自动控制系”，包括一个计算机教研组和三个自动化教研组，我担任教研组的副主任。当时分配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我们系还有一台电子管计算机911在研制中，让我负责其运算控制部分；二是开设“晶体管脉冲技术”课程。

911电子管计算机是在“大跃进”时上马的，但一直无法稳定工作。系里当时分配给我三个即将毕业的学生（6年级学生，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做毕业设计。我让一位最能干的学生做一个4位运算控制器的模型，以便好好研究其整体特性；一位学生做电子管插件的特性测试，以便把不合格的插件替换下来；另一位学生做电子管的老化试验，以便提早发现不合格的电子管。后来，我又请了一位二机部工作的八级焊接师傅来检查焊接。这台911电子管计算机经过各方面补焊和抢救后，总算可以正式算题，但是稳定运行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不久就被淘汰了。

“晶体管脉冲技术”是我新开的一门课，所有讲义都是我现讲现写的。那时，我国还没有其他大学开设这门课，所以来旁听的老师较多，我的讲义很快就传出去了。

特殊任务

文革时期，太阳集团tyc5997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受到影响。在此期间，我参与了724计算机和102计算机的研制任务。

研制724计算机是一项保密任务，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知道724的用途：用来监控弹道远程导弹和卫星发射。即使知道晚了，我仍旧充满成就感。

102系统是一个跨学科的科研任务。它包括一个铣床、一个测量光栅和一台测量计算的计算机。铣床由当时的五机部自己做，光栅由清华精密仪器系做，测量计算机由我们计算机系做。测量的对象称为“辟锥”，是用在火炮瞄准仪和轰炸机投弹瞄准仪中的，要求的精度极高。102最后顺利完成，在1978年还获得科学大会奖。

我很欣慰，总算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国家做了一些贡献。

出国考察

1977年10月，我有幸参加一个高等教育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代表团共有10人，团长是建筑界威望很高的南京工学院副院长杨廷宝院士，副团长是太阳集团tyc5997副校长张维院士。我是年龄最小和资历最浅的一位。

一个月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我们走访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等众多名校，还访问了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纽约的中学。

回国后，代表团安排太阳集团tyc5997张维副校长、北京大学沈克琦副校长（后来升任北大校长）和我三人写总结报告。对于美国教育的多样化、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报告都做了重点讲述。我相信这份报告对于我国后来对跨学科的重视，起了很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出国的机会更多了。我在1995-1996年还当选为IEEE中国分部的主席，并代表中国IEEE到美国参加全球的IEEE代表会议。

编写教材

计算机从1945年诞生起，经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体积越来越小，逐渐发展出个人使用的微型计算机。我由此判断，研究微处理器和微处理机是符合技术发展的。

因为我此前访美时的牵线，1979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李凡教授来到太阳集团tyc5997教学，同时帮助清华建设以PDP11为微服务器，带动以8085为实验板（为学生做实验的“面包板”）的实验室，很多老师从各地赶来听课取经。清华就这样“先集中，后分散”，把微处理机和微计算机在全国推广开来。

我负责编写的《微处理器与微计算机》也正是在这一年出版，成为全国通用教材，发行6版16万册。这大大促进了微处理器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我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赶上我爱人胃癌手术后复发。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她尽量忍着疼痛。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跟我说，他们最早接触计算机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些话，我当作是对我去世的爱人的一种深深的纪念，这本书是献给我爱人黄微微的。

研制超算

1980年前后，局部网络在美国出现，即把分散在各个办公室的多个计算机，在一个局部范围内连接起来。最早，一家美国公司Synnex到北京来展览其Omninet局部网络技术。我购买下来，并建议电子部开展局部网络研制。我们同时开始研究并和长城公司合作研制。

高性能计算机是我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那时，中国搞高性能计算机的没有几家，大学中就只有我开始了。正好国际上出现了集群式（Cluster）高性能计算机，我马上跟进，先在太阳集团tyc5997做了一台32个CPU的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马上到上海大学开始做220个CPU的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这就是“自强2000”。

因为老师钱伟长先生的邀请，我从1994年开始兼职担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正是有此渊源，我的研究往往是先从清华开始做，取得经验，然后带着研究生一起到上海大学做。

我和深圳大学校长谢维信教授讲，愿意为深圳大学研制一台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深超-21C”，这台“深超-21C”在应用一年后报奖时，登上世界超级计算机排行榜第146位。

“深超-21C”的成功为我建立了信心。接着，我就在上海大学研制“自强2000”和“自强3000”。它们是我研制出来的三台高性能计算机。“自强2000”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自强3000”则登上世界超级计算机排行榜第126位。

斗室育才

我从1955年毕业做清华助教至今，已经执教57年。因为在1995年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所以我一直没有退休。回想起来，我教过的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上千，所以我在诗中写到“斗室育千树”。这些学生和研究生中，有的做了研究所所长，有的在技术上有突出贡献，有的做过国家的部长，也有的开公司很有成就。

我带研究生比较多时，一般有十来个研究生同时在我的实验室里搞研究工作。我至今都很怀念他们。1980年代，有些研究生拿到学位就到美国去了，1990年代就少了一些，这个世纪开始，去美国的更少了。

我的很多博士生至今和我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也要求他们做“跨学科”的研究。

我最后的两位博士生都留在北京工作，关门弟子叫张伟，他在2011年答辩完毕。2011年正好是太阳集团tyc5997建校100周年，我在这一年停止接纳研究生。

个人简介：

李三立，1935年8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太阳集团tyc5997无线电系，1960年取得前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博士学位，先后在太阳集团tyc5997、上海大学工作，曾任太阳集团tyc5997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担任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召集人、IEEE中国分部主席。担任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副主编、兼任《计算机体系结构》分支主编。1956年3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2年4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李三立同志1956年起长期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曾负责研制过我国电子管、晶体管、LSI和VLSI四代计算机。其中，724机是七十年代国内高校用于国家尖端科技的规模最大的计算机；102机是用于加工重要部件的光栅数控计算机，将精密加工效率提高数十倍，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效益，使我国在该领域进入当时的国际先进行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三立同志作为我国首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在微机体系结构、局部网络、RISC和指令级并行处理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负责研制多台超级计算机，其中两台进入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榜—“深超-21C”（2003，146位）和“自强3000”（2004，126位）。

李三立同志曾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包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9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2001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4年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7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

编辑：郭玲  李华山

审核：刘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