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友谊的使者——纪念戈宝权先生百年诞辰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06-12 高莽
本文作者绘戈宝权像。
2013年是戈宝权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上海等地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戈宝权在文学翻译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在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
戈宝权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时代的潮流中，受过宠，挨过批，当过领导，也一度下放劳动改造，当过“五七战士”。岁月没能改变他的初衷，风雨只锤炼了他的意志。他坚持自己选定的路，不曾动摇，不曾转向。在十年文革期间，他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没有办过违心的事。很多人在那恐怖的岁月里销毁了怕被作为“通修”的材料、书信、赠品。但戈宝权相信真理会最后胜利，他一件东西都没有毁，待历史去鉴定。如今，这些实物都成为最珍贵的档案文件。
他是一个值得敬佩尊重的人。
初识先生
我今生认识了戈宝权先生，在他领导下工作，接受他的事务指导和思想熏陶，是极大的幸运。
是俄国文学使我认识了戈宝权先生。
1949年，戈宝权先生从北京路经哈尔滨，准备前往苏联接管国民党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在哈尔滨停留期间，从报上看到有些人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和翻译的苏联诗歌作品，便与有关单位联系，要求和这些作者见见面谈一谈。
我接到了出席这次座谈会的通知。
座谈会的地址是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议室。而我正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是个刚刚从日寇奴化教育下解放出来的二十三岁的青年。那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无法相比，在知识面上，在语言文字上，都受过敌伪的毒害。能和革命前辈们会晤，是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事。岂能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
我早早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没有想到戈宝权先生已在会场了。我悄悄地坐在墙角处，观察戈宝权先生。他有时坐下来写字，有时站起来踱步，在思索。渐渐地他有些着急了，不时地看手表。他当时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大家穿的是蓝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梳理整齐的黑发，带着一副近视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没有人来，大概以为我是服务人员，便问道：“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遵守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分钟了……”他的话声音不高，但有些埋怨。他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我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还有谁。他看着笔记本念出几个名字。天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那几个名字都是我使用的笔名。我怯怯地说：“您说的人都到齐了，那些名字都是我的笔名……”他愣了一下，仔细地打量了我。我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不知是答得不得体，还是搅乱了座谈会。他沉默了半晌，经过一番思索后，说：“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
事情过去六十多年了，细节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俄文，对俄苏文学有什么看法等。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最后我说：“我喜欢俄罗斯文学，也喜欢现在的苏联文学，还翻译了俄文作品……”然后说出憋在心里的话：“但不喜欢当翻译……”
“翻译”——当时在我脑子里是个贬义词，因为日本统治时期，给日本人当翻译的都是走狗。我很讨厌“翻译”二字。
戈宝权想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说：“看你翻译什么东西，看你是为什么人做翻译。”一句话，使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长期的思想疙瘩瞬间解开，对“翻译”突然有了新的理解。
我原来有一个笔名，即“何焉”——为什么干这一行的意思，即我爱翻译又不愿意当翻译。从此这个笔名被我抛弃，新选了一个“乌蘭漢”即“红色的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翻译的深入，越感到翻译的艰辛。多少年后趁汉字改简体字时，我没有把“漢”改成“汉”，而是改成“汗”，即翻译要流汗。
这是我初识戈宝权先生。是他教我如何正确地对待“翻译”事业。
认真听，认真译
1954年，我作为口头译员随中苏友好协会学习团前往苏联。
我在国内虽然也为当地领导担任过口头翻译，但那毕竟是帮助很少的几个人，做语言上的沟通工作。
这次是去国外，去苏联，去俄语的故乡做翻译，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那时候去苏联乘的是火车，经满洲里、西伯利亚，火车行驶八天八夜，到了莫斯科。没有想到站台上会集聚那么多欢迎的群众，还设置了讲台，有人献花，团长上台致辞，我作口译。这是我第一次在如此隆重的情况下担任口译，记得上台后，膝盖都在发抖。我在欢迎的群众中看见了戈宝权先生，他是作为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参赞来欢迎代表团的。我忐忑不安，很怕自己翻砸了。
戈宝权可能看出我很胆怯，贴近我，鼓励我：“不要怕，认真地听，认真地译。有问题我会帮你。”他的话那么认真，又那么亲切，完全没有领导的架子，使我的心立刻有了着落。我每译一段都偷偷看他一眼。他用眼神、手势为我打气，鼓励我不能马虎，注意听致辞人的话——这是他给我上的翻译第二课。他像是老师，即体贴又严厉。
后来在多次座谈会上都看到了他的身影，那时，我想，倘若今后能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作，该多么惬意！
没想到过了一年，我的梦想竟成了现实。我从（沈阳）东北中苏友好协会被调到（北京）中苏友好总会。戈宝权先生是友协的副秘书长，我被分配到联络部工作，直属他的领导。
他乐于助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钦佩。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
戈宝权先生自幼勤奋好学，从青年时期起就热衷于外语。他学世界语，英语、法语和日语。他爱上了法国文学，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从日文转译过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访问记。
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在他叔父著名的爱国新闻工作者戈公振鼓励下，开始学习俄语。
1935年22岁的戈宝权作为《大公报》的记者随梅兰芳剧团前往苏联。在苏联当了三年记者，开始钻研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从此注意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情况，并写下许多有关的文章。
他研究过鲁迅、郭沫若、茅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他的专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阿Q正传〉在国外》等。他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家（如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捷克翻译家普实克、日本增田涉、内山完造和青木正儿等）的关系。他撰写了《郭沫若与外国文学》、《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的重大贡献》等。
早在1940年代戈宝权即编译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年刊》和《俄国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继而又翻译了俄国其他作家作品，以及东南欧、中欧、和亚非拉作品。
1957年，戈宝权调我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后，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继续研究中外文学交流史和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史。他是这一领域的带头人和开拓者。著有：《“五四”运动前后俄国文学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普希金和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契诃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戈宝权多次出国访问，其中次数最多的是苏联。他走遍了苏联十四个加盟共和国，还访问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东南欧国家的文学。翻译了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捷克的聂姆曹娃、匈牙利的裴多菲、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南斯拉夫的卡拉吉奇、阿尔巴尼亚的恰佑比等诗人和作家的作品。
随着对亚非拉美各国发展的关注，戈宝权又翻译了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直到非洲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文学作品。
1958年10月戈宝权出席了苏联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他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和知识，对代表团的领导帮助很大。
“文革”十年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一起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从事政治运动，抓“五一六”，进行劳动改造。戈宝权先生曾一度当了邮递员，每天不管天气如何，刮风下雨都要步行几十里路到县城去取送邮件。
当时军宣队宣布外国文学是“封资修”的东西，属于阅读“禁区”。戈宝权便认真研究马列著作中引用的文学典故。他挤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的学识。后来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伊始，戈宝权——这一稀有人才——不断接到国外邀请，多次出国访问。
1981年3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会讨论会。同年9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中文大学讲学。
1984年11月应法国对外关系部和巴黎第八大学邀请，到法国访问和讲学，先后在巴黎第四大学、第七大学、兰斯大学和尼斯等地作了讲话和交流。他三次会晤几十年前相识的老友罗曼?罗兰的夫人。
1986年12月到1987年2月应邀访问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达吉斯坦等自治共和国，同苏联各民族作家会见，加深彼此文化交流。在达吉斯坦还到著名女诗人阿利耶娃家中作客，重述友谊之情。
1987年2月应丹麦外交部和教育部邀请，前往哥本哈根大学和奥尔胡斯大学讲演。同年3月应意大利葛兰西学院邀请，前往罗马访问和讲学。5月底，又前往美国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访问。7月应东京大学和东京女子大学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和讲学。访问了东京、仙台、横滨、京都、奈良、大阪等市，同当地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会学者会面。戈宝权阐述了鲁迅先生与日本的关系，和他本人对日本的渊博知识。
1988年6月访问了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在那里不仅会见了老友也有了新交。
1989年3月应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邀请，出席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夫为纪念我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举行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作了《“五四”运动前后俄罗斯古典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的发言。会后拜访了在我国影响深远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的作者伏契克的遗孀。之后，应邀访问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等国家。
1989年4月中下旬访问了北高加索各自治共和国和中亚土库曼加盟共和国。
1991年1月参加香港翻译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及亚太地区翻译会议，在会上作了《香港和澳门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的发言。同年11月初访问了新加坡。
1992年5月戈宝权访问美国并探亲。12月31日戈宝权因病回国，住进北京天坛脑科医院。1996年转到南京家中养病。
2000年5月15日病故于南京。
戈宝权先生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学术与生活的导师。然而他的译文与研究成果，会永远对我起启迪作用：做事要认真、要坚持、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要实事求是。
戈宝权不愧为“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江泽民题词），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