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史飞翔

　　在闻一多看来，他是科学家；在梁实秋看来，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在费孝通看来，他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是一位并世罕见的通才。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

　　近世以来，博学多才之士甚多。学贯中西者比比皆是，淹博古今者大有人在，兼修文理者亦代不乏人。但是，真正能够贯通中西、古今、文理者，则屈指可数。潘光旦即是其中之一。

　　作为社会学者，潘光旦不仅博通社会学、民族学、牒谱学、优生学、人才学、性心理学、教育学、社会思想史，而且兼通文学、哲学、政论，且娴诗能文工书画。更重要的在于他能够贯通人文与科学，贯通文章与学术，贯通学问与世事。

　　潘光旦一生嗜书如命。他14岁考入清华时，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了，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于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蔼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

　　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的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由于博览群书，潘光旦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潘光旦有才气而无脾气，博学而谦冲，自是不二上选。人之师表，此之谓也。费孝通对此体会最深。费、潘二人邻居多年，费孝通每遇难题，即叩门于潘府。“没有什么潘光旦不知道的！”他说。只是，在潘光旦去世后，大家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活字典”了。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于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被定位“反动学术权威”，时常拉出去批斗。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于是厉声质问潘光旦：“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这么大的教授家里怎么就只有100多元？”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买书了。”

　　转自《科技日报》201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