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作为思想家的潘光旦

吕文浩

这个思想架构希望融合中西的古人文思想、当代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若干基本思想原则，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成败利钝都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作为评判标准。

十几年前，潘光旦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博通中西、底蕴深厚的“学术大家”的形象出现的，真正注意到他的社会思想价值的人还寥寥无几，将其作为一个值得分析、阐释的学术领域的人就更少了。二十年前我有幸接触潘光旦代太阳集团tyc5997校长梅贻琦写的两篇文章，《大学一解》和《工业化的前途和人才问题》（准确的标题应该是《工业化前途的人才问题》），“若受电然”；两文见解之独特，论证之周密，表述之流畅而典雅，在《梅贻琦教育论著选》这样一本基本篇幅为讲话、报告、章程的书中尤为吸引眼球。事后得知两文皆出自潘光旦的手笔。但潘光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彼时的我还甚为朦胧，仅仅停留在“太阳集团tyc5997社会学系教授兼教务长”这一近乎标签式的了解上。

第一印象很神奇，居然能够抓住一个青年学子的注意力，使其长久地沉浸在潘光旦的精神世界里。我最初精神上颇受震动的文章，在潘光旦的著述里属于思想论述性的文字，这与当时比较注意潘光旦专业研究成绩的诸多学者有相当的差距。当时流行的是像《性心理学》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专门著作或译作，至于潘光旦其人的社会思想有何特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等问题，想必大多数人会感觉有些茫然。记得有一套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大型资料丛书、一套四卷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料汇编曾选录过潘光旦的一些文章，表明当时思想史学者总算并没有完全忘怀潘光旦的思想言论。但也就仅此而已。谁会注意一大片树林中的几棵不起眼的树呢？

我之所以走进研究潘光旦社会思想的领域，完全是机缘巧合而已，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最初若干年，对于潘光旦著述中的社会思想的价值，我只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感受，远远达不到深入分析的程度。难度主要源于我对潘光旦社会思想所依托的学术研究著作理解深度不够，潘光旦所专长的优生学、社会学、民族学、性心理学等学科对于我们历史学背景的人把握起来不无困难。

初入学术之门，不时和专攻文史的朋友交流，当时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很复杂，不容易理出比较清晰的头绪；其思想特征甚至给人以偏执而怪异的印象，难怪他在世时就备受争议。这样一个名满天下而在学术界思想界难以达成共识的人物，对于研究者来说，既提出了很多挑战，又诱惑我们一试身手。

帮助我“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师辈，最重要的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潘光旦的长婿胡寿文先生。大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几次和他深入长谈的机会，当时请益的主要话题是潘光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想在今天还有些什么意义。胡先生并没有多谈潘光旦的专业研究成就，他谈的最多的是潘光旦所提出的新人文思想，他认为这是潘光旦社会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所在，以此为线索可以串起几乎所有的思想头绪。胡先生发现潘光旦没有追随西方某些优生学者将优生学视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如意丹”“万应锭”的态度，而是根据自己对于社会的精密观察提出了超越优生学的新人文思想。可惜的是，潘光旦正当年富力强的盛年时期，却不得不因社会巨变而中断了对于新人文思想的多方探索与融会贯通；未能将一个完整的新人文思想呈现出来，也许是潘光旦学者生涯最为令人遗憾的事情。新人文思想成型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但其探索则始于3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逐渐明晰的过程。简明扼要地说，这个思想架构希望融合中西的古人文思想、当代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若干基本思想原则，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归宿，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成败利钝都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作为评判标准。上至西方人崇拜的上帝、中国人崇拜的各种神祇，下至国家、民族、政党、家族、主义等等，凡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者就是好的，凡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者就都是坏的。新人文思想将人置放于人文世界的中心，一切外在的事物都只能是末、是宾，一概不能本末不分、喧宾夺主。潘光旦关于新人文思想的论述是比较集中的，也有不少运用其来分析具体问题的个案，可是对于其思想内核与精神实质缺乏深刻领会的人来说，他的片段论述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有时甚至会觉得是有些脱离社会主流的空想。胡先生对新人文思想的讲解使我顿生醍醐灌顶之感，疑惑多时的想法变得明晰多了。记得当时胡先生常常会提到自己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正是这一段经历促使他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并逐渐理解和认可了潘光旦的社会思想。后来我从胡先生的妻妹潘乃穆教授那里得知，胡先生就是季羡林《牛棚杂忆》里所述被红卫兵勒令在正午睁大眼睛看太阳的那位北大生物系党总支书记。惨痛的经验使胡先生特别钟情于岳父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并希望它能在未来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我们人文学科背景的人认为潘光旦的思想很复杂，胡先生则有一段巧妙的比喻，大大地简化了潘光旦的思想逻辑。他说，在学习生物学的人眼里，潘光旦的思想其实很简单，打个比方说就是，“一块石头”、“两只猫”，再加上“一条鱼”。意思是说，潘光旦头脑里没有先验的、固定的思想框架非遵守不可，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随时调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有用的地方都能被他吸纳过来；但是经验主义摸索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鱼”，过上好的生活。任何形象的比喻都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不可能处处妥帖，可是这一诙谐说法对于破除我们心中所怀有的“复杂性”情结是一贴良药，“虽不中，亦不远矣”。

胡先生的精辟讲解和巧妙的比喻，时隔多年，仍清晰地映在我的脑际。这些年我围绕潘光旦的社会思想写了几本书，编了几本书，都一直遵循着胡先生当年的指引。这些年阅历和学识的增长虽然使我理解程度不断加深，但对潘光旦社会思想的基本判断却始终未曾改变。在2006年出版的《潘光旦图传》一书中，我以新人文思想作为潘光旦社会思想的核心做了一些简要的叙述，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说，我将40年代中后期明确表述新人文思想时期的潘光旦归结为“成熟的思想家”，这只是就潘光旦本人思想发展的脉络而言，此时属于“成熟期”而已。后来有人评论称潘光旦是“未完成的思想家”，就其思想体系的构建成熟程度而言，这样说当然也是准确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新人文思想虽然并未完成系统的论证，但其基本构架和特征是相当明晰的，以其为工具分析社会问题，独到、深刻之处也清晰可见。2008年我写作《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时稍稍调整了研究重心，在分析思想内涵的同时，也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关注那些发表于非专业学术刊物上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文章。这种“让思想回归历史”的努力在揭示思想的社会影响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使得潘光旦思想的深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所以，前几年接到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的邀约，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选编这本书时，我心中始终怀有“思想家”之念头，想着力从“思想家”的角度来发掘潘光旦在社会思想领域的贡献。在社会思想领域，潘光旦提出过哪些值得注意的见解？他在优生学、社会学、民族学、性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思考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教育问题，有什么独特的思考角度？在正面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时，他又是如何回应时人的质疑问难的？潘光旦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他努力建构的新人文思想，它如何体现在各个不同学术或思想领域的论述中？这些问题在我选编这册文选时考虑得比较多。选文以新人文思想的萌芽、成型、发展以及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来加以呈现，特别注意那些曾经引起过巨大争议的学术或思想论争。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读者能够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体会潘光旦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对新人文思想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动态的、多方面的把握。思想论述可以被总结为若干条干巴巴的、易于记忆的原则，但若是脱离了它赖以展开的具体场景，就很容易流于“教条”了。希望读者能从诸多选文中细心体会什么是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其价值究竟何在，编者的导读仅供理解时的参考罢了。

最后我想向读者交代一下本书的校订情况。本书所有选文皆以14卷本《潘光旦文集》为底本，同时吸收了潘乃穆教授在“文集”出版后查核纠错的成果；选编者以及人大出版社的编辑也都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查阅原刊本和工具书，对这些错漏作了必要的处理。针对原刊本若干不太符合现代汉语标点规范的地方，我们也做了适当的校改。是否可以修改民国文献的标点符号，在出版界似乎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遵行，鉴于以前也有修改的前例，所以这次我们就大胆地改了。我们的修改，并无损害作者原意之处，反而使原文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更加便于今天的读者阅读。古语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们期待这一版本是目前各版本中准确率最高的版本。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